倒爷

　　《中俄列车大劫案》，1995年麦当杰导演、吕良伟等主演的一部剧情片，讲述一起发生在“北京-莫斯科”这辆载满国际倒爷的列车上的大劫案。

　　 14年折腾机场，老王心力交瘁。 图/于楚众

　　北京话，指倒买倒卖的人。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许多产品的国家统配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抬高，而另一方面，国家也允许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出售。这就形成了所谓价格“双轨制”。“双轨制”是“倒爷 ”阶层形成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中俄边境贸易的开放，由此产生“国际倒爷”。

　　倒爷老王与一座城市的兴衰

　　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绥芬河

　　5月12日这天凌晨3点，一年没困扰王学文的痛风找回来了。腿疼难忍，站不起来。天刚亮一点，他找了根竹竿拄着，一瘸一拐去赶早集。

　　他从东北来四川达州10个月，一直在收拾别人的烂摊子——一个老战友向他借了170万，想在这里建“亚洲最大的脱硫厂”，结果却“连山都选错”，待他赶来，战友给当地百姓留下许多无法兑现的承诺，消失了。他也并不习惯与当地乡人打交道，几度纠纷，几乎要上法庭。5月初，厂里来了个厨师，做了一周就走了，他索性自己买菜，给员工做饭。

　　痛风发作后不到12个小时，达州的地面开始发抖，他以为是刮风，愣了半天才又拖着腿跑到了楼外。之后若干天，他和我们一样，见证了这场浩劫，直到5月底，他在电视里看到往唐家山堰塞湖运送装备的米-26，“那就是我的机场要飞的飞机啊！”

　　他的机场在黑龙江绥芬河，这里从未起降过任何飞机，却牵扯了他14年的生命，把他从雄心勃勃的“倒爷”、敢吃螃蟹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忧伤的老人。一年多以前，他把机场的土地转让给了当地政府，一个教学园区将在那里兴起，但这“机场梦”，却每每不请自到地闯进来，无法割断，就像他生命中的一些其他东西：酒精、痛风、战友。

　　第一笔生意看到20万的利润

　　1984年的中国流传着两句顺口溜。在南方，老干部们参观完深圳特区后，常常要放声痛哭：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北方，人们酸溜溜地说起南方：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价格双轨制下，谁能搞到批条，谁就能用价差赚到大钱，中国的首批暴发户，就是在“倒爷”中诞生。

　　这一年，37岁的王学文在黑龙江省的交通运输系统转了一圈后，回到老家呼兰县继续干国企。他18岁当兵，做宣传工作，到1982年转业时“再不想搞理论”，因为觉得自己像喇叭筒，“今天说对了明天又批判”，翻来覆去，实在“浪费生命”。

　　他属猪，有占卜者说他命中注定要搞交通。回呼兰国营运输公司不久，他就把通过交通部低息贷款购来的四台俄产拉达轿车包给了个人，这种出租车业的“大包”在黑龙江还是首例，他因此被指为拿共产党的钱给私人发财。他不为所动，“我是根据中央在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精神办的。”或许是因为他在交通系统的人脉，或许是因为这一步走得还不算太超前，他过关了。

　　这一年8月19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在头版刊登了只有134字的新华社消息：

　　新华社哈尔滨8月18日电(记者张持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8月10日到16日由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陪同，到黑龙江省嫩江、黑河、伊春、密山、绥芬河、牡丹江等市、县进行了视察。视察期间，胡耀邦同志就边防工作、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同当地的地方和部队同志进行了座谈。他还到一些边防哨所慰问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记者被要求在稿件中回避考察的具体内容，但“中苏关系破冰”的信号已经发出，只是，要在若干年后，人们才能从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中，窥见更多的细节：

　　8月16日，胡耀邦来到绥芬河，对南方特区羡慕不已的当地官员，把开展对苏边境贸易作为主要问题向总书记进行了汇报，并试探性地提出，“上面说对苏关系要不冷不热，我们下面很难操作。”胡耀邦给出的回答是： “不冷不热，是中央对苏的政策，你们下边要越热越好。”

　　心领神会的地方官员，随后以“丰收不忘朋友”之名，把1000斤西瓜送到了国境线那边的格罗捷阔沃，对方在请示莫斯科后，收下了这意外的礼物——“西瓜外交”获得成功。

　　1987年，经贸部授予绥芬河市对苏开展贸易及经济合作的权限，王学文远远地嗅到了商机。同年底，他从正局级干部位置上下海，真正当起了“企业家”——而就在几年以前，这还是一个贬义词。

　　王学文先后在东北开办了好几家小公司，做过亚麻、木材、饲料生意，在绥芬河，他选择的是开酒店。小公司先后黄掉，酒店也不怎么赚钱——打白条的太多了，“倒是在当地交了不少朋友”。

　　如同当时的物价，整个1987年和1988年沉浸在一种转型期的浮躁之中，人人都想找门路发财，而中国显然还没有做好迎接一个利益分化贫富分野时代的准备。王学文下海之初对阻拦他的朋友说：“我倒要劝你们早点儿跟我走，不然，有一天共产党的政策养活不了你们，你们再找我，我可不要！”虽然不怎么挣钱，好在绥芬河“不排外”，他留了下来，等待中苏边贸向个人放开。

　　绥芬河易货贸易的黄金期起于1988年，当时全市只有一家国营边贸总公司有外贸经营权，后来由政府做主，其他 17家国营公司也“分享”这项权利，是为“一顶帽子大家戴”。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关系日渐正常化，“同志”的称呼也被重新提起，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开始参与外贸，于是这顶“帽子”也越拉越大。

　　1990年，王学文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绥芬河百货商品进出口部”，按照当时副市长赵明非制定的政策，交了30 万注册费，挂靠在总公司下。他很快就做成了第一笔贸易：用不到一车皮的壁纸换回了三车皮的旧电机，“第一笔生意看到2 0万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