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不会因为穷而埋没他的才能，贫困绝对不是一个作家的问题。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没有一个作家是靠钱来支持出来的
她说：“我不是上海的代言人。”
河西：顾彬、韩东在接受我的采访时，都对作协有非常猛烈的批评，认为作协在中国没有太大的必要，您怎么看？
王安忆：顾彬是个汉学家，他有权利发表他的想法，他有资格这样说。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对他那么愤怒，我始终想不通
河西：有一位作家，李扬的《盲井》就改编自他的小说《神木》，他叫刘庆邦，但他在文学界之外却遭遇冷遇。
王安忆：我们的评价有时候是缺席的。毫无疑问，他一定是个好作家，闭着眼睛从他的小说里抽一篇出来，都不会让你失望
中国当代作家群
王安忆文集
根据小说长恨歌拍摄的电视剧
“我对写作戏剧有一种隐秘的欲望。”王安忆说。
8月9日至24日，由王安忆编剧的《发廊童话》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这是她编剧的第二部戏。作为剧作家王啸平的女儿，从小就对话剧的制作流程耳濡目染的王安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中去。也许是为了继承父亲的衣钵，抑或是想要拓展自己的写作之路，王安忆开始接受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邀请，为他们编写剧本。
第一部戏他选择了张爱玲的《金锁记》。自从写出《长恨歌》之后，王安忆总是被拿来和张爱玲相提并论。这令她感到头疼，她说：“我不是上海的代言人。”于是，在《长恨歌》之后，她的写作似乎越来越有一种刻意摆脱《长恨歌》风格的努力。获得今年华语传媒大奖的《启蒙时代》是她的最新小说，其中大段大段脱离故事的议论让人们对于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王安忆是否有转型当学者的冲动有了种种猜测，当被问及《启蒙时代》是否因写得太过细腻而对读者造成一定的困难时，王安忆的回答很决绝：“写到现在,我是写我想写的东西，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不大考虑读者的问题。”
《金锁记》三易其稿
2003年10月17日，经过重大修改的第二版《金锁记》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王安忆承认，刚开始写剧本的时候，她并不怎么了解该怎么写。第一稿给导演黄蜀芹看了后，黄蜀芹对王安忆说，你这写的还是小说，不是剧本。虽然早已是成名的作家，王安忆却没有任何怨气，拿回剧本，几乎是重新写过。之后三易其稿，才完成她的话剧“处女作”。可是，《金锁记》剧本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之后，也有许多专家对王安忆仍然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比如觉得这个戏人物众多、空间繁复，表达起来会比较吃力。王安忆对他们的每一个意见都认真地记在心上，于是，当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再次邀请她来写剧本的时候，她刻意给自己挑了一个人物更少、空间更集中的题目来挑战自己，于是有了这部改编自哈代《挤奶女的罗曼史》的话剧：《发廊童话》。
河西：您的第一部话剧《金锁记》也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来找您写的吗？
王安忆：是的，我觉得吕凉他们好像挺宠我的，当时他们希望我来给他们写个话剧。但是当我说要写《金锁记》他们都很犹豫。他们想不通这有什么好写的。我后来觉得这可能和他们的职业有关。他们是搞话剧的，更喜欢有明显戏剧冲突的戏，而且，气质上也有差异，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朗朗乾坤下走出来的人，所以对张爱玲那种很幽微的感觉可能有点隔膜。他们觉得那个戏太旧，所以都很犹豫。但是我很坚持，我甚至对他们说：你们要么要，要么不要，要就是《金锁记》。他们很耐心，后来我写了三稿，最后是按照第三稿排的，第三稿他们还算满意吧，但是没有创造特别好的业绩。比较遗憾的是，当时都是找的名角来演，这帮人很难再凑起来。而令我欣慰的是，香港有个团体通过话剧艺术中心找到我，拿了它的改编版权，现在正在排《金锁记》，我希望它能成功。当然，总体来说，我和话剧艺术中心的第一次合作还是非常愉快，他们满足了我的话剧创作欲，我也没有让他们太失望。
河西：话剧《长恨歌》第一版演出后，您也对第三幕(80年代)意见最大，觉得乱哄哄的，不太满意？
王安忆：《长恨歌》也可以理解，因为它比较难排，剧情实在是比较复杂，它要在话剧舞台上改成三段式确实是比较难的。《长恨歌》第三部分，电影和电视剧都很难处理，它是一个上了岁数的女性和一个年轻的男性之间的感情纠葛，它可能比较抽象化，如果把它落实的话怎么看都不舒服，确实是比较难。不过今年年初，北京舞蹈学院的拉丁舞系跟我提出要排演《长恨歌》，也不是公开演出，只是做一个教学研究性质的作品。她们的编舞对我说，她觉得这第三段是特别适合我们拉丁舞来演的。我后来一想是对，拉丁舞特别夸张和抽象，又有一些细腻的东西。所以《长恨歌》的问题说起来可能比较复杂。我不是说编剧对导演有看法，而是说这确实是个难以攻克的难题。
河西：这次《发廊童话》写了几稿？
王安忆：《发廊童话》原则上是第二稿，但是第二稿和第一稿相比改动不是很大。我按照吕凉的要求改的，我觉得吕凉的要求很有道理，他到底在舞台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经验非常丰富，我到底不是做这个出身的，我对舞台还不能说烂熟于胸，常常会想出一些他们做不到的事来。不像《金锁记》，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二稿和三稿。第一稿出来后，黄蜀芹导演看了我的剧本后觉得不行啊。我现在看我当时那一稿也是非常幼稚的东西，当时确实不太会写剧本，还是把它当写小说一样来写，处理得很含蓄、很微妙，但是戏剧不能这样子。第二稿出来后，黄蜀芹还是不满意，她说你让我无从下手，话都说得很绝了。那怎么办？那就硬着头皮再改吧。每一稿都是重写。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我也很谦虚，让我怎么写我就怎么写。
河西：《发廊童话》相对还是乐观的，但是您的大多数作品都有一种很强的虚无感。
王安忆：我写这个戏剧是带着比较客观的态度写，既然这是我的作品，那么我就想还是量力而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的野心不是很大，放进去一点点看法：主要还是想体现出它的趣味性。小说对我来说，已经写了这么多年，相对已经是轻车熟路。戏剧则似乎还需一个探索之路，似乎还要克服许多技术上的困难。我选择它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选择《包法利夫人》就太重了，我想还是找一个比较轻松的事，并且把它做得漂亮一点。
此外，我也有很幽默的一面，人们老是把我定性在一个忧郁的性格上。我的许多小说足够表现出我风趣的一面。我倒也不是说要故意去表现幽默，但是我相信生活是需要趣味的。
河西：您本人不是也很反感别人老是将您和张爱玲硬扯在一起，那为什么那么坚持一定要改编《金锁记》呢？
王安忆：我写《金锁记》不能说我和张爱玲一样，就像我写了哈代不等于说我就是哈代，我根本够不上他们。我觉得《金锁记》是张爱玲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其中有足够足够的戏剧冲突，我跟很多人都说了，我现在还不能去原创一个剧本，我要找一个原著来改编，于是就找到了《金锁记》。我觉得《金锁记》特别饱满，特别适合我这样的初学者来写，《金锁记》中的一些场景和对话都是从张爱玲小说中摘出来的。
河西：对张爱玲写的剧本有没有仔细读过？
王安忆：我看过她的电影，但是没有看过她的剧本。电影和戏剧完全不一样，电影应该讲不是太难的事情，我也写过陈凯歌的《风月》。编剧在电影中的分量是很低很低的，掌握主导权的是导演。我写过《风月》后不想再写了，因为写电影剧本对我不构成挑战，太容易了。
我常常在务虚
2008年4月13日，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揭晓并颁奖，王安忆凭借最新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顺利摘得“2007年度杰出作家”的称号。
《长恨歌》之后，王安忆并未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这位勤奋的作家写出了《富萍》和《桃之夭夭》等多部长篇小说，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缘由，这些作品似乎都被《长恨歌》的光芒给掩盖了。这次获奖是对后《长恨歌》时代她的文学创作的一次肯定，所以她非常看重这个奖，也时刻在提醒自己：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河西：今年您获得华语传媒大奖的《启蒙时代》，以一个男性为主人公来写小说，比较特别，怎么会写这样一部小说的？
王安忆：我之前也有小说是讲男性故事的，不是男性的视角，视角还是我的。但总体而言，这样的小说在我的小说中并不太多，再加上我是个女性，所以大家可能关注的相对较少。
河西：和您上山下乡的经历有没有关系？
王安忆：《启蒙时代》发生在上山下乡之前，所以这部小说里，我感性直接的部分可能少一点。一个人不一定真的亲身经历过才能写，哪怕有一点点隔阂，还是可以写的。当然，我一般都是要和我个人的经验(比如感情经验)有一定的关联，并不是说完全虚构。它们和观看电视的体验也不同，电视上的新闻报道可能非常翔实，可是和你的生活可能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新闻我绝对不会去写它。
河西：您的《叔叔的故事》、《我爱比尔》和《启蒙时代》里都有大段的关于谈思想谈艺术，是有一种内心的冲动想要将这些直接表达出来？有没有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
王安忆：不敢。我的许多小说里都有大段脱离主线来谈论思想和艺术的地方，以前可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次的篇幅比较大一点。其实《长恨歌》的第一章全部都在务虚，我常常在务虚。
河西：在《发廊童话》中，发廊女的阶层和大款的阶层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富萍》、《我爱比尔》的社会背景是一个贫富差距非常大的社会，您对底层大众的关注是否也有对许多社会问题的担忧？
王安忆：这是个社会性的问题，我肯定会去考虑，但是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并不是一个社会性很强的作家。
河西：《我爱比尔》一直说要改成电视剧，但是至今也没有看到它出来，是怎么回事呢？
王安忆：这个电视剧好像流产了，后来就再没有听到它的任何消息。这种事经常碰到。
市场的作用还是功大于过
2001年，王安忆被选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迄今已经7年了。7年里，王安忆出席了许多作为作协主席必须要出席的会议，也为上海的文学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可是她自己却谦虚地说，“我只是挂个名”。对于上海乃至全国文学发展的现状，她既感到忧心忡忡，又感到“中国作家运气不错”。她坚持认为，作协在作家成功的道路上起到的只是辅助性的作用，作家自身的努力和抵抗外部干扰的坚持才能让他们自己取得认可，将作家的成败的责任完全推到作协的身上是不公平的。对于她的老朋友顾彬教授——虽然他点名批评了她，她显得很宽容，并没有任何生气的意思，反而倒要为顾彬在国内遭到的围攻辩护几句。
河西：从2001年起您担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后来又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这两份工作会不会占用您比较多的写作时间？
王安忆：目前来看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本来我就是挂个名，他们也知道我不会干什么事情。作协也有工作班子，有一个党组，一个秘书处，还有5个工作的处室，他们都是每天在那工作，他们其实也不怎么来麻烦我，我很少去办公室。复旦那边的事相对多一点，上点课，还要带点研究生，不过他们也很照顾我，当时引进我的时候都说好的。复旦大学是一个相对实体的工作，不像作家协会务虚更多一些。
河西：上海中青年作家中有实力的作家其实非常多，有的也写得相当出色，虽然他们获得圈内同行的赞赏，却很难得到大众的认同，您觉得这是否是一个大的文学环境的问题？
王安忆：有的时候是有一定影响的。他们出来的时候确实不如我们当年，出来比较顺利，那时候文学那么受关注，这么多文学期刊，并且市场化还没有兴起。那么多的社会问题没有足够的新闻报道来吸纳，文学担负了许多社会性的任务，扮演了许多社会性的角色，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太过市场化，我们有非常正当、健康、良性的文学批评，这种背景都是现在所没有的，所以说会比较困难。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个人有一个看法，出来不出来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个人，看你有没有足够的底气。你有足够的才华的话，任何时代都可以出来，绝对不会被埋没。所以我讲，这个事情我们是耐心等待。
河西：有一位作家的名字也经常挂在您的嘴上，他写得非常多非常了不起，也可以说非常有个人的特色，李扬的《盲井》就改编自他的小说《神木》，他叫刘庆邦，但他在文学界之外却遭遇冷遇。
王安忆：我们的评价有时候是缺席的。毫无疑问，他一定是个好作家，闭着眼睛从他的小说里抽一篇出来，都不会让你失望，读者看了之后就会知道他好在什么地方。不需要去解释。需要解释的作品都是有点可疑的。
河西：在这样一个市场化的时代，作协会不会多一些支持？
王安忆：支持是可以支持的，但是支持和最后的成果可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河西：阿城说中国作家是乞丐，中国文学期刊的稿费基本上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水平，您觉得这样的稿费标准会不会对中国作家的生活造成比较大的困难？
王安忆：现在已经改善很多了，我们现在还是版税制，中国作家还是运气不错。文学期刊虽然稿费很低，但是它保证你可以出来，那么多的期刊，即使是初写者也都有地方发表，当然你也要写得够一定的水准。而且版税制很好，我们虽然常批评现在的市场，市场有问题是可以批评，价值标准那么混乱是可以批评的没有问题，但是必须看到，市场的作用还是功大于过。一个作家不会因为穷而埋没他的才能，贫困绝对不是一个作家的问题。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没有一个作家是靠钱来支持出来的，所谓的支持都不太可能对文学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其实作为作协的领导，我们心中也很茫然，我们当然应该支持文学新人，可是往往是没什么结果，悖论的是，我们又必须要这样做，不做也不行。
河西：顾彬、韩东在接受我的采访时，都对作协有非常猛烈的批评，认为作协在中国没有太大的必要，您怎么看？
王安忆：顾彬的话，我觉得我们要学会听他的话。他是个汉学家，他有权利发表他的想法，并且那么多年来他是那么忠诚地关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爱之深痛之切，他要是说点过激的话我们也都可以理解，他有资格这样说。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对他那么愤怒，我始终想不通，他是个对中国当代文学很有感情的人。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很奇怪，为什么他那么几句话，大家就会这么愤怒？
撰稿：河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