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前门最大的商人是山西的票号。民国,前门最大的商人是戏园的老板。解放后,前门最大的商人是公私合营的大公家。文革后,前门最大的商人是饮食的小个体户。而如今,前门大街最大的老板是地产商——潘石屹。
站在前门里头往外看,看到的是历史的流变;站在前门外,朝里端详,看到的是商人的更替
8月7日,前门大街的“铛铛车”又将把人们拉回往日时光。
上溯600年,前门大街最初介入市民生活还是在明朝嘉靖年间。在此之前,它是天子赴天坛祭天的御用街道,大部分时候处于戒严状态。而那里的居住者,多是一些仰望权势的达官与富豪。
按照中国古代前朝后市的首都规划,皇帝眼皮子底下是不能够存在商业的。而这一切,在明朝末年成为一种徒具形式的过去。
嘉靖年间,商业的种子已经根深蒂固,经大运河北上的货物到达通州张家湾码头,开始试着在前门外集散。因为这里四通八达,也与权势离得更近,不过几年,发达的漕运把前门变成了一个集贸市场。
自此,前门大街已经不是一个仰望权贵的紫禁城御道,而成了晚明社会的清明上河图。
至迟到嘉靖二十三年,前门的景象已经是“市民搭棚盖房,居之为肆”的繁华场所。流转于间的主流,是一批真正做买卖的有钱人,从最初的山东人,到后来的山西人,前门的商人几经流变,正是各个时代的剪影。繁华年景里,这里是人来人往的财富地;烽火年月,这里是人头落地的杀人场。
清末,前门最大的商人是山西的票号。
民国,前门最大的商人是戏园的老板。
解放后,前门最大的商人是公私合营的大公家。
文革之后,前门最大的商人是饮食的小个体户。
而如今,前门大街最大的老板是地产商——潘石屹。他将把这条街带向何处,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而钱,是一道门槛。
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当年和现在的那些老字号们。新前门大街首批回迁的老字号里,月盛斋算是一家。
其第六代传人马国耀说,“我们不想回前门,也没有条件回。即使给我们优惠政策,对我们来说还是无力承受。前门已经不是当年的前门。”
2006年因为门框胡同拆迁而被迫离开的另一家月盛斋,是马国耀同辈亲戚马国琦在几年前开的。他如今移师后海的九门小吃,与其他北京小吃打包生存。
前门“老字号”的形成
前门最初兴起,得益于它便利的交通。
明永乐年间,原来在积水潭的南北货物集散地转移到北京城东南方的大通桥下,商业中心也从积水潭鼓楼转移到前门外。
因为战乱多年,前门外居民稀少,商业萧条,明朝政府就在前门外大街西侧房招商,当时建造的这些房屋叫做廊房,之后商品密集的廊坊头条、二条、三条、四条都是由此而来。
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后,将内城的汉民一律强制迁往外城,戏院、妓院和会馆也一律赶到外城,前门外一下子成为了种种商业场所的聚集地。
前门当时还叫正阳门,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正南大门,位于北京的中轴线上。明清的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就设在前门内的东西两侧,外省进京述职、办事的官员都住在前门外的会馆。那时,仅前门外一带就有140多个会馆。每逢科举考试、乡试和会试时,前门各个会馆饭馆里都人满为患。
到了清末,京奉火车站和京汉火车站都设在前门,前门实际上已经是全国交通的枢纽,各地方来北京的人第一站必到前门。曾在前门生活过多年的前门研究专家王永斌回忆,那时前门很多店铺就已经实行了24小时营业。
18世纪前,北京已经成为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官僚士绅的数量占总人口40%,庞大的消费群体,交通枢纽与密集客流,前门商业发展的前景吸引了全国的商人来此淘金。
因为一直处于兵荒马乱的战时状态,北京本地商人并不发达,那时前门聚集了一批会念经的“外来和尚”。以宁波、胶东、广东、徽州、山西等地的商人为主,他们基本控制了京城各个行业。
山西人做钱庄,山东人做绸缎铺和大饭馆,安徽人卖茶叶和笔墨,宁波人做药业,广东人卖洋杂货,而京津本地商人则多做玉器、古玩、首饰等与旗人贵胄打交道颇多的行当。
20世纪初,北京商业领域出现了40个行业,4541家正规商铺。
那时一些大店铺的服务之周到,即使到现在也比较少见。撰写北京商业志的缪克沣,曾经在解放后去过北京瑞蚨祥绸布店内房,那是当年给大客户单独挑选货品的地方。他惊讶地发现,里面有装修华丽的客房,精致的更衣室,即使住宿也完全可以。
“东来顺”一些大饭庄,那时能来此吃饭的都是达官贵人。上等好肉让先头贵客涮了,一些边角肉料就烙成馅饼给马夫轿夫司机美餐一顿,意在指望以后他们多多拉来一些贵客。
几代商人的努力和积攒的品牌信誉度,成就了那些著名的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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