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年，圆明园用“万园之园”的荣耀宣告了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但是时至今日，圆明园留下的是屈辱、是泪水，是一提起就禁不住地长吁短叹。300年后的当下，在相关部门的努力下，10件流落民间近百年的散佚文物终于回家，其中最为珍贵的当数一对具有西洋风格的吐水石鱼，虽说是沧海一粟，但本该见了欢欣鼓舞的物件，放回“大水法”前面的一刻，却依旧让人心有所痛：在原本的大水法前应该共有6条石鱼，这两只应该是右侧那对，其余的石鱼呢？其余的散佚文物呢？“万园之园”的辉煌呢？何日再现，何法再现？
倘若要在今日领略圆明园昔日的文化辉煌，在北京是不可以的，要去巴黎、伦敦或是东京。比如圆明园所藏珍品之一的乾隆大玉山子，现存于明尼阿波利斯澳克艺术中心； 再如圆明园所藏宋代摹本宋徽宗《五色鹦鹉》，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再有宋李公麟绘制的《华岩变相图》，藏于大英博物馆；宣德青花莲花大碗，藏于巴黎枫丹白露博物馆，宋范宽的《携琴访友图》藏于大英博物馆……多不胜举，而这些圆明园珍品中绝大多数都是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掠夺走的。对于这段圆明园的历史，不想再说，除了反思和高价回购外，这种耻辱是难以挽回的。英法联军如是，之后的八国联军也如是。但谁又知道，这只是圆明园的短痛，只是圆明园痛的开始。
随着清的衰落，那些在对抗洋人中失利的八旗守兵化为了散兵游勇，与外来侵略者无目的的掠夺不同，这些八旗守兵监守自盗起来，显然更加游刃有余——先找出洋人遗漏的好东西，进而就是掘地三尺。圆明园有水围护的名景——海岳开襟，被这些八旗守兵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彻底毁掉，至于园内上百年的古树也没有放过，能砍的大都砍下换钱。要知道，圆明园的精巧设计并不止于建筑，对于园林和生态的整体构建，才是圆明园的精气所在，毕竟百柱易得而一树难求。毁于洋人的建筑可以再建，流于海外的文物许是可以购回，但生态系统的灭顶之灾，确是无法挽回的。而且更让人唏嘘的是，这种不可复的毁灭，竟是缘于国人之手。
可以说，在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之前，圆明园就已经接近万劫不复了：一座空园，一片废墟，一页历史的骂名。但即使如此，当时把统治中心设在北京的北洋政府也没有放过她，没有文物，没有树木，至少还有石头。北洋政府把圆明园定性成了采石场，以每天几百车的数量，断断续续地拉了十几年，在这种意义上看来，如今圆明园内供人凭吊的“大水法”实在是因为太大、太无用才侥幸留下的。若是如今的人们想要多瞻仰些圆明园的石雕、石刻和太湖石之类的，可以去北京的各个博物馆看看，另外东城翠花胡同、西城史家胡同、西交民巷87号院、中国对外友协院内、王怀庆的达院、北大、国家图书馆、中山公园……以及多数大型国家机关院内，都有圆明园的石制文物，一圈转下来，无疑于一次北京深度游，一个圆明园几乎成了北京的“大院文化之母”。比如此次回归圆明园“大水法”的两条汉白玉石鱼，之前就一直呆在西单横二条的一处四合院里。只是，别的什么园或院都发达了，而圆明园却成了一座“废园”——由“肥源”化成的“废园”。
多少年以来，在表面上，衰败的圆明园一直被当做是一个民族的情感符号，但实际情况是，倘若一有机会，“废园”便有化身“肥源”的可能。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口粮问题，圆明园周边的一些住户把园内的部分边缘地区改造成了稻田，当然这些稻田的数量与圆明园5200亩的占地面积来比，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背景如此特殊，无可厚非。但这种趋势却在上世纪60年代的“人定胜天”大潮中，被推波助澜到了淋漓尽致，见到突起的就铲平，见到凹入的就填平。虽然此时的圆明园已经没了地表以上绝大多数有价值的东西，但她的地皮也被纳入到了建造工厂和农田的序列中。于是就连地貌这一历史的唯一记录者也变身成了革命“试验田”。“万园之园”真的成了万“园”，这种肢解做法的直接后遗症之一，就是时至今日圆明园的部分土地在所有权和开发权上无法断定。
圆明园死了，在国人的“努力”和唏嘘之间。
之后，有想复原的，据说一个浙商集团想拿出200个亿，利用高科技重建圆明园，叫骂的比叫好的多些，抛开希望工程、民族伤痕这些高帽不谈，复原背后的利益分割好像才是问题的关键；有想保护的，有大学在圆明园搞了一项“防渗工程”，简单地说，就是在湖底垫上一层膜，但被媒体展示“成果”后，却被多数专家认定除了对钱负责，对什么都不负责；有想寻根的，一些企业和组织高价从境外回购圆明园散佚文物，声称想借此寻回圆明园的魂魄，掌声一片，其中也有杂音，认为如此行为更像是企业炒作，对于回购圆明园文物这件事，最好是低调，锣鼓齐鸣的结果，许是花了大钱办了小事……不管什么事，好像沾了圆明园就会“变脸”。甚至就连最近的这次10件流落民间的圆明园文物回家，不少人都颇有微词：“别总想着再创什么圆明园神话了，以现在的国力，就是一口气搞十个八个圆明园也是可以的，但有什么意义呢？其中的历史没有了。多数人一到圆明园的问题上就务虚，北大里就有不少散佚文物，为什么放不回去？或许干点儿实事更难些。”
不能否认有不少人在为圆明园做着实事，比如就有这么一群人用一部纪录片复原了圆明园昔日的胜景，只是票房叫好不叫座。原因大体是因为毕竟圆明园还在，且依旧满是人们的憧憬和希望，因此多数人并不愿意心里的想象变为眼里的现实。保留幻想，唤醒记忆，胶片没做到的事，或许真心保护圆明园的人们应该做下去。
——废墟上的圆明园
残垣断壁、杂乱疯长的植物……眼前的景象诉说着圆明园从万园之园到历史遗址所饱含的血泪辛酸。这座始建于康熙46年（即1707年）的皇家园林历经雍、乾、嘉、道、咸五朝，却最终在劫难逃。
1860年火劫圆明园
“第一批进入圆明园的人以为是到了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什么居住场所。因为摆在架子上的那些东方玉器、金器、银器，还有漆器，不论是材料还是造型都是那么珍稀罕见，那简直就像欧洲的博物馆。出于一种习惯上的谨慎，大家首先是仔细观察……还是有人经不住诱惑，就先动手了。”作为火烧圆明园的亲历者，法国海军上尉巴吕这样回忆道。
步兵第90队队长Woleseley也曾讲述圆明园浩劫：“当军队已经开始抢劫，就无法阻止了。在这种时刻，所有的约束和规范以及人性都被打破，胡作非为开始了。结果，纪律良好的军队都变为道德败坏了……几乎所有的士兵们都脱掉他们的军帽，戴上中国官吏的朝冠。”
法国人埃里松还曾津津乐道地对联军在抢掠方面的特点进行对比：法国人毫无章法，而英国人则是有条不紊。欧洲人更多的是搜罗宝石和贵金属、金子和银子。而衣物、丝绸、皮货、首饰对英军中的印度籍士兵最有吸引力。抢掠者对瓷器感兴趣的不多，因为那种东西易碎。有心垂顾稀世画卷的人就更少了。
毫无疑问，这场发生在1860年的劫掠及紧随其后的焚烧成为圆明园灾难的开端。
长久以来，火烧圆明园的起因被归结为“英法联军放火灭迹，意图掩盖劫掠行为”，但在外国人的笔下，这一事件的起因却被记载为“圆明园当时被中国人用于在内囚禁和虐待西方使团”（见《剑桥史》），因而遭到英法联军焚毁。作为火烧毁圆明园的决策者之一，英国公使额尔金回忆，英法联军要找到一个厉害的法子，给大清皇帝留下不易磨灭的印象，“若是单要求赔款，清政府除了搜刮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笔款项。其次，若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班苛待英人的人，一些可怜的属员也许要被作为替身呈献出来了……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办法。”英国人格兰特是火烧圆明园的另一决策者，他在给上司的报告中写道：“我荣幸地指出我希望摧毁圆明园的理由。第一，因为囚犯在那里受到了残忍的对待；第二，中国政府违反了国际法律，英国要更永久地表示我们对这种残忍方式的感觉。如果我们现在和平地签署条约和撤退，中国政府将以为我们的同胞可以被抓和谋杀而不受处罚……我们已经探知，圆明园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地方，摧毁它完全是为了打击中国政府。”
在当时的欧洲，毁灭具有崇高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物被看作野蛮的暴行。然而，对于有着“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却说：“这些宫殿本身很少有什么建筑美。”随军牧师孟纪算是很欣赏圆明园的精致美好，但他却感慨：“用它来供献诚实英勇的亡灵们，它的损失也不大。”
按照格兰特的说法，法国将军蒙托班反对焚毁圆明园，但英军不为所动，他们贴出布告：“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罪，即不能逃脱其应有之责任与刑罚。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咸丰10年九月初四（即1860年10月17日），代表清政府议和的恭亲王答应英法两国公使赔偿受害人或其家属恤银的要求。但一天之后（即1860年10月18日），英军第一师还是冲向了圆明园、清漪园和静明园，他们四处放火，以致相距20多里的北京城上空如同日蚀。据史料记载，英国军队在烧毁安佑宫时，因他们来得突然，主事太监又反锁着宫门，导致太监、宫女、工匠等300人被活活烧死在安佑宫内。据说，在焚烧过程中，英国人本想留下清朝皇帝处理政事的正大光明殿来羞辱中国，在撤离时，士兵被命令列队向殿上打一枪，怎料其中一枪打着了火，此殿也未能逃过此劫。
经过1860年的那场大火，圆明园绝大多数建筑都被烧毁了——据清室官员查奏，圆明三园内仅有二三十座殿宇亭阁及庙宇、官门、值房等建筑幸存，但门窗多有不齐，室内陈设、几案均尽遭劫掠。此外，花草树木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所幸其山形水系依然如故。同治12年，为给慈禧太后祝寿，同治帝准备重修圆明园，他派内务府大臣明善和堂郎中贵宝对被焚后的圆明园建筑物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圆明园尚存13处景观，比如建于水中的方壶胜景、蓬岛瑶台。1895年，康有为在游圆明园时尚看到“虽蔓草断砾，荒凉满目，而寿山福海，尚有无数亭殿，有白头官坚守之，竟日仅能游其一角。有白石楼一座三层，玲珑门户，刻画花卉，并是欧式”（见《法兰西游记》）。由此推断，1860年后，圆明园并未成为一片废墟，有些建筑还保存得相当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