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7日开始，超过1000万参加2007年高考的学生中，至少一半即将成为07级的大一新生。500多万的人数与30年前，在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豁然敞开时，全国570万份报名数字基本相当。同样要踏上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30年的经历之后却大有不同：30年前捧着一张录取通知书的嚎啕大哭，30年后拿着一张毕业证的阵阵无奈。不能否认30年前高考大门的重开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不能忽视，30年后不少家庭开始计算上大学投入产出比的事实。
77级大一新生，太遥远的定语，朱亚雄就拥有一个。在30年前的12月参加高考以前，高中毕业的朱亚雄本以为自己的一生将会永远和庄稼打交道了，不是不好，是不甘心。直到1977年6月，从北京传出消息，说要“恢复高考”，朱亚雄的心好像一下把几年的平静积攒下的激动宣泄了出来，每天10个工分的生产压力，愣是不能让他晚上闭上眼，在连续三天的不眠不休后，朱亚雄大病了一场，“那个时候，由于家里没人能代替我出工，所以我每天还得交给队里一元八角六分的工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感觉更多的是彷徨之后的激动，还有恐慌，说实话，我并不担心我的考试成绩，我担心的是我的成分。由于自己的成分问题，我已经失去了太多，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三个月之后，朱亚雄吃到了定心丸，第二次高校招生座谈会确定了高考招生办法，破除唯“成分论”，择优录取，“变了，政审变了，要考试了，我的机会来了。”据统计，1977年的报考人数为570万，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4.7%。朱亚雄是其中之一，“印象最深的是一见到考卷，立刻就出了一身大汗，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激动，头十几分钟里大脑里一片空白。”朱亚雄学的是电子专业，他的同学年龄差异很大，但在交流看到卷子的第一感受时，大多一样。还有一点在与朱亚雄一样的77级大一新生中得到了普遍认同：感谢邓小平，感谢邓小平对于恢复高考的决策。
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在感谢邓小平，不用劳动两年就可以考大学，不得了，要知道这是两千多万知识青年的期待。
同样感谢邓小平的还有那些在大学工作的老师。潘际銮，在清华大学工作了60年，在他的印象里，文革前的学校教学工作的进行都很正常，但文化大革命以后一切都变了，随老师成为批斗对象一同到来的，还有所谓“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就是从各个地方选拔一些青年，插队的、工厂的、部队的。没有什么学业标准的要求，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政治可靠，只要地方保送我们就得收。原本政治可靠不是问题，但问题是大家是来做学问的，中学程度的也有，小学程度的也有，甚至是文盲都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学生听不懂，就说你老师不行，说你老师坚持搞资产阶级。那时候学生上大学叫‘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老师不是教书的，是被改造的，可以说，那时的大学的教学工作已经到了相当混乱的地步。‘四人帮’倒了以后，别的战线拨乱反正，唯独教育路线，认为还是错的，在这个背景下要拨乱反正，邓小平站了出来：1977年5月邓小平在《人民日报》撰文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然后他提出要恢复高考。”潘际銮记得30年前他经常流泪，“忽然觉得自己有用了。”
清华大学1977年实际招生1000多人，不是学生不够优秀，是因为没有宿舍。问题反映到邓小平那里，小平同志明确指示“扩招”。后来食堂也装不下了，邓小平指示“走读”。在81级大一新生宋熙的记忆里，他的母校海淀走读大学就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都说77、78届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勤奋的大学生，其实我们那会儿也不差。全校的理科生，一下课全在那儿低头演算题目。每个人心中都有着宏大理想，似乎歌德巴赫猜想——那颗数学王国皇冠上的明珠，将要被我们中的人摘取了。学校的很多规章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中一个新规定是：夜晚十点自习室必须熄灯。原因是学生们过于用功，经常误了回家的车。”宋熙的儿子宋平斐临近毕业，也经常误了回家的车，还经常挑灯夜战，但不是读书，而是打“拖拉机”。
提起自己经历的高考和大学经历，宋平斐一肚子怨气，“高考不停地改革，但它却在走向一种不公平的方向。大学教育更是可怕，流水线能制造人才吗？误人子弟而已。”宋平斐学的是社会学专业，在他的描述里，4年的大学除了校方留下了高额的学费外，自己得到的就是一张毕业证和一堆哪个同学都有的考级证书，“我算了一下，毕业后我的月收入估计不到2000元，一年2.4万，不失业的话，10年24万，换句话说，等我三十多岁的时候，也就刚把父母给我的学费挣出来，而我自己的一切还得从头再来。这样的算法不算悲观，也不算乐观，可问题是我有了孩子怎么办？”宋平斐的同寝因为炒股赔钱跳楼了，没留下钱，也没留下毕业证，但宋平斐认为他是光荣的，“毕竟他一度和财富离得那么近。”没人提到死者的学业。
不能说宋平斐的想法能代表其他人，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现如今我们的高考，我们的大学，得到的诟病远比称赞要多，更不要提什么感激了。30年，又一个拐点。
为什么，不少人把骂高考变成了一种习惯？为什么，不少人把骂大学当成了一种标志？为什么，不少人把骂教授看成了一种风气？用陈丹青的一句话：钱闹的。都在追名逐利了，谁把求学治学当回事？都在市场经济了，谁把寒窗冷凳当信仰？上学为了钱，学习为了钱，教书为了钱……所谓改变命运这回事，就不那么凸现了。由赞到骂，理所当然。不是条文之过，不是改革之过，是人心信仰之过。
本报记者 王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