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热。

　　大热的结果虽不一定是大兴，但至少是大幸。国学博客之幸，国学短信之幸，当代国学大师之幸，国学班之幸……于丹之幸，据说一本《于丹〈庄子〉心得》印了百万册仍是卖到脱销；《百家讲坛》之幸，一档与当初电大函授课程无甚区别的节目，不但以极低的成本博得了极高的收视率，而且更使其在坊间赢得了“国学殿堂”的称谓；孔子、孟子、庄子、老子等先贤之幸，倘若他们可以收取版税的话，今年诸贤的收入就算不能富可敌国，但至少已经可以抵过王朔、小四这些大户了。尽管诸贤的著作被买来不是为读的，而是用来做在书架上衬托于丹读后感的装饰。

　　在电视里一档貌似学术的节目里，看了几次白话《聊斋》，就是国学启蒙？或者听了数次郭德纲的传统段子，就是国学复苏？再或者发短信支持了《红楼梦》选秀，就当是国学重又回到了顶峰？罢了，罢了，对于这些内核就是评书、笑话、说唱的艺术，却主动或是被动地披上了国学的外衣，不知是笑着哭好些，还是哭着笑好些。

　　虚火一片，究竟何谓国学？

　　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具体来说，倘若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文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换言之，所谓研究国学者，诸子至少要通一子，诸经至少要通一经。

　　试问出书潮中，讲坛之上的大师们，有几个能说自己已经做到？估计多数做不到，所以不愿说清。

　　“其实国学的定义在专家那里是很清晰的，”曾经独立编撰过80万字《汉语数目词辞典》的尹小林认为，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提出国学的概念时，国学的三个主体部分，就是义理、考据和辞章，“但到了后来，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国学这个词的意思就不是很严格，似乎只要是传统文化内容都可以叫做国学，现在的界定显然更加宽泛，相对于西方的就是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