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出了，头发剪了，本报在春节期间的《春·情》专刊里许下的承诺，就要兑现了。大概一个月前，我们在《春·情》专刊里向读者发出了一份问卷，标题叫做“你的幸福指数是多少”，36道问题，得到了数千读者的积极反馈，其中更为幸运的10人将得到我们提供的奖品，仅表祝贺。其实关于幸福指数的提问，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提醒一下终日忙于生活、过节也时感疲惫的大家：所谓幸福指数，一定是与时俱进的。

　　刚刚过去的春节在几千年的农耕年代其实可以定义为一场“报复性消费”——剔除融于其中的诸多情感不谈，苦了一年了，终于可以“造”一下，至少在正月十五之前，会乐得合不拢嘴的。能吃上肉，喝上酒，就已经很幸福了，倘若能让一家人在一起欢聚怡情一夜，估计那便会是所谓幸福指数的全部了。这种过年从来都是开心而快乐的，但过年越快乐，越是反衬出平时生活快乐的稀缺，或是能促成快乐的物质的稀缺。

　　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人都不会忘记过节前帮父母排队的壮观场面，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祖国大地在过节前都会遍布着人们排队抢购的身影，20斤白菜，5斤肉，3条带鱼，为了抢得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人们必须比耐性比斗志。关于过节，“吃”的新闻在报纸上总是头条，从“粮、油、肉供应充足”到“活鸡、活鸭大量上市”再到“巧克力、饼干投放市场”。百货大楼里的确良、华达呢等衣料也都成为人们过年置装的上品。苏童在《女装》里写道，当时的姑娘只要穿上条白色的“的确良”裙子都会“引来老年妇女和男性的侧目而视”。长时间的抢购排队和难得的精神奢侈没有影响人们过节的快乐：小孩子爱玩的灯笼、鞭炮、脸谱都得买，年轻人喜欢的喇叭裤、流行歌磁带不能缺，大人们包饺子、发压岁钱、互相拜年的程序少不了，丰衣足食的物质保障，直接影响到团聚的温馨感和安定的幸福感。

　　物质保障与幸福指数的关系在这个时期完全是同比增长的，这种关系在形式上一直维持到了1983年。

　　1983年，第一届现场直播的春节晚会一炮而红，彩电随即就成了抢手货。次年春晚的《难忘今宵》成了后来每届晚会的结束曲，春晚变成了约定俗成的春节符号。同样是一顿年夜饭，但“吃”的意义已经有所不同了——为什么不能边看边乐边吃？酒足饭饱的人们开始在吃之外去寻找更多的快乐。到了1994年，一项调查统计显示，吃喝不再是过年的主题，人们用在食品上的花费不到春节花费的1/5，而用在交往和娱乐方面的则占了1/3。1992年5个过节前往哈尔滨的年轻人还是当时的新闻人物，而到了1996年，国内春节游线路就已经条条爆满了。不出门就不快乐，成了幸福指数的新内涵。

　　同样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短信拜年这一“新民俗”的出现，再一次让刚刚平稳的快乐参数继续上扬。电报、电话、明信片、寻呼、声讯点歌……这些曾经的幸福标杆，一下就过气了，据统计，2006年超过85%的人采用短信的方式来拜年，全国拜年短信量达120亿条。到现在，过节时手机有短信显示，许多人都懒得去看就直接删除了——习以为常的幸福在普遍认知上就没那么幸福了。

　　遭遇同等待遇的还有曾经的春晚，到如今春晚的仪式功能已经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还有1997年才加入幸福考量指标的所谓贺岁大片，当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让人们大呼过瘾，也掀起了后来每年对贺岁片的快乐期待，但一顿勉强的《夜宴》之后，退席的人却怎么也心动不起来。

　　幸福指数在无限制地提高，物质的极大丰富反而在降低快乐的感觉——天寒地冻不想动手大扫除，一个电话找来钟点工全部解决；简约风格的房间不好贴年画、春联，买个Q版的生肖公仔同样能增添喜气；有车的自驾出游，没车的到郊外体验农家乐；饭局赶场太辛苦了，那干脆手机一关玩失踪……于是很多人乐不起来了，有专家甚至站出来大声疾呼要“保卫春节”。

　　大可不必。

　　用不着告诉谁春晚是这个世界上最大而全的乏味节目，也用不着提醒谁年三十的馆子菜最难吃……每年都骂，可还不是每年都过？小百姓的乐子不多，如果过节时能让大家抱怨一下而得到快乐的话，这也应该算作新的幸福指数之一。

　　从饺子就酒到满汉全席，从电报、电话到手机网络，从一家团聚到一夜情了，从嘻嘻哈哈到不住骂街……过节时集中而来的不幸福感，不过也是一种幸福的投影罢了。本报记者 王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