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缘得见

　　现实中的张先生完全没有名人位高凌人的姿态，相反，浑身上下透出西北汉子特有的豪爽与朴实，仁厚和善之中自有大家风范。

　　时在中春，阳和方起。明媚的春光里与先生海阔天空随意而谈，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

　　问先生为什么对于画幼童情有独钟，先生直言不讳说自己有两个孩子，很是疼爱。用先生的原话来说就是：“天下做父母的谁不爱自己的孩儿呢？孩子就是明天, 孩子就是未来。这一辈子我不图什么大富大贵、万人之上，我没有野心，所以也就不会有失意，更谈不上颓废文人的压抑。我的写意画既不言志也不哀咽。我就愿意画生活里最平常但是又最惹人爱的孩子和动物。”

　　“10年前，我让著名篆刻家刘五四先生给我刻了两个章子，一个是‘喜闻乐见’，还有一个就是‘与民同乐’。”张先生说的时候，一脸的幸福与满足，可见这么多年来，他是怎样地执著于“喜闻乐见”和“与民同乐”的艺术追求里，并真诚地享受其中。

　　“为什么不关注百姓呢，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论任何时候，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群众的。”

　　先生的第一幅作品是漫画，发表在《西安日报》，那年，他仅13岁。自此，先生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是在那样一个典型的年代，怀揣一颗对中国未来寄予极大期望的赤诚之心，积极地，为新中国的建设与未来挥毫、歌唱。

　　先生有一首诗是这么写的：“晨阳下，向日葵是一轮金黄的火环 / 她深爱着太阳，高举着赤诚的圆脸。”而他自己就是这样——用画，为新中国燃烧着自己如火的青春。

　　“昨夜，风雨淋打她的枝叶。”文革的风霜凋零了多少艺术的花朵。文革十年，先生做了10年的工人，多年后忆起那段凄风苦雨的日子，先生吟了这么一首诗：“少年早得志，遭贬离京华。醒来一枕泪，苦役十年砂。”于是禁不住问先生是否为那段“苦役十年砂”的岁月而遗憾，先生便说：“我给你讲这么一个故事吧：

　　那是1972年。华县有一个建设兵团刚收完麦子，田里有没收尽的麦穗。那时候粮食紧张，人们都吃不饱。听说这里有没收尽的麦子，老百姓就成群结队地来拾。他们大多是商洛一代的，沿途要饭过来，在罗敷车站等着，等兵团走了好去拾。当时我家里负担重，粮不够吃，也来这里，指望拾点麦子补贴口粮。有一个大妈跟附近的工人兄弟借了碗水，招呼自己的女儿快来喝药，说娃没营养，贫血。我看见她从怀里翻了一个小纸包出来，说是好心人给娃的药，能治娃的病，裹了一层又一层。当她把那层层叠叠的小纸包拆开拿出一片药催女儿喝的时候，我一看，那是一片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的维生素C。看着那白白的一小片药，我的眼泪当时就下来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埋怨过命运给我的坎坷，因为我就是这么真真切切地生活在老百姓之中，亲眼目睹了他们是怎样在困苦的生活里坚韧地忍耐，努力地生存，并且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勤劳与善良。我当时就想，这辈子，我都要为人民画画，为人民歌唱。”

　　还用再说些什么呢，“为人民画画，为人民歌唱”，已经足以概括一切。“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是的，歌唱，对于张先生来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我生活着，故我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