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军/摄
《星光电影院》，这是很多音乐排行榜都在力荐的一首新歌；《露天电影院》这是一首老歌，没有高潮却依旧可以让人心潮澎湃、思绪飞扬。两首相隔了13年之久的歌曲都在唱着同一个主题——电影院。这个让人流泪也给人欢笑的神秘空间就像一个装满希望的盒子隐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当人们需要温暖或感到疲惫的时候，这里就成了很多人的“心灵收容所”。
五六十年代 谁都想“镇”电影院
与现在的流行大片儿不同，如果把“我是看着《××》电影长大的”这样的语句设定为“接头暗号”，现代人可能会因此而遭受到同伴的白眼或非议，而五六十年代“泡”在电影院里的人们则可以以此来唤醒一代人的记忆。
三类影院
很多喜欢电影的朋友都对一部名为《天堂影院》的意大利电影情有独钟，电影说的虽然是发生在西西里小岛上的事情，可传递的感情却和五十年前的北京人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因为对于很多人而言，那时候的电影院并不是一个具体物化的场所，如此简单，那里还是游乐场、是童话乐园，“小时候进了电影院，就跟进了天堂似的。”这成了很多人日后回忆起当年电影院时最爱使用的比喻。
如今的张建国也喜欢用这样的比喻。当年住在乐坛街道的他几乎跑遍了方圆十几里之内的电影院，首都、长征、红光、胜利、红楼、地质、各种工人俱乐部、二七剧场、计委礼堂，用他的话说，这种自己辖区范围内的电影院，大家几乎都熟悉到了闭着眼睛也可以摸进去的地步。当然，有时他们还会蹭朋友的机会到其他地区“视察”情况，开阔眼界。
不过，通过自己的观察，张建国慢慢总结出了规律，当时北京的电影放映场所无非分为三类：对外开放的电影院、内部礼堂，还有操场或露天空地。这其中给张建国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2003年被拆掉的首都电影院。“当时这里和东单大街的大华影院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奢侈场所，楼上楼下都是皮包的软座，放电影前还会先启幕，而且能放宽银幕片子。”当时，只有在这家影院看电影不会听到预备铃的声响，因为这里和人艺的首都剧场一样，都是以敲钟的形式警示观众。
除此以外，对于计委礼堂独树一帜的排号次序，张建国也一直记忆犹新。“现在影院一概为单双号；可那时并不统一，有单双号制，也有从头排起的。计委礼堂最独特的就是它逆向的排好顺序，票面上的一排到了礼堂里却是最后一排。”这也为他的电影院生活增添了不少笑料，幸灾乐祸地看着很多不明真相、照惯例购票的观众进入影院后糟心的表情，成了年幼的张建国和伙伴们乐此不疲的趣事之一。
两种票价
张建国的回忆和电视剧《血色浪漫》里的场景如出一辙：“那时看电影当场买票是很罕见的，更没听说过一场电影只有几个观众或循环放映之说。”记忆最深的是预售票窗口那永远人满为患的队伍。那时候，买热门电影票，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电影院的售票处也成了很多人拔份儿的重要场所。记得某年冬天，首都影院售票厅秩序大乱，大门的玻璃碎了好几块，手套、鞋、帽子甚至手表散了一地。因为买电影票而大打出手的场景在当年并不新鲜。
当时的电影票也分为学生和成人两种票价。张建国回忆说，当时的票价极为细化：学生票寒暑假五分、平时一毛。成人票一毛五到两毛五不等，要根据座位好坏定价。而且，新片、老片的价钱也不统一。大多时候，一张十几厘米且并不精致的电影票上能包含三部分：副券、排号、加价部分。
一堆回忆
如今，除去“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高！实在是高”“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等这些依旧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台词，很多时候，五六十年代的电影院已经成了回忆里一根敏感的神经。在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已经泛黄、却依然清新的回忆。
和电影情节类似，张建国说，很多看电影的乐子都出自内部礼堂。之所以名为内部礼堂就是放映内部电影的场所。因为不对外，究竟有多少内部礼堂谁都没谱。但大家又都知道，一般军队、国家机关、工厂、科研院校等单位，只要有礼堂就都少不了内部影院。由于不凭票或不对号，内部礼堂在放映电影时过道上常挤满了观众，简陋点的礼堂，有时连侧面的大门都关不上，甚至不乏站在门外用砖头垫脚扒窗户看或只听声不见影的“观众”。
没有内部关系的孩子也有自己的娱乐场所——露天电影院。大队人马拿着马扎、板凳，在开演前几小时就去抢地盘，有时候人太多，一部分人不得不去看银幕的反面。这几乎成了当时很多小孩子一天中最幸福、美好的光景。等到影片开始后，回头望去，趴在篮球架上、骑在墙头，一片黑压压的脑袋，甚至比电影中的场面还要壮观。
张建国说，小时候自己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个电影放映员，后来又想给电影画海报，总之，可以免费看电影的职业当时一直左右着他的兴趣爱好。如今，他家的书柜里摆着成套的红色经典系列、阿尔巴尼亚电影、南斯拉夫电影、罗马尼亚电影，张建国说，每次看见这些光碟，都会想起那些在电影院度过的欢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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