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偶像之于国人是“高大全”的同义词，有着近乎神明的地位。那时候，偶像是用来景仰的。如今，时代变了，社会进步了，偶像也回归了——他（她）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可以平视的。
60年代全民崇拜
标志偶像：雷锋、王进喜、保尔·柯察金
因为毛泽东的亲笔题词，一位普通的士兵成为几代人的学习榜样。时至今日，《学习雷锋好榜样》还在学生中间传唱着。究竟什么是雷锋精神？在后来的教育中，雷锋精神被简化为一种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代表性符号，学习雷锋也就是意味着帮助他人、“做好事”。事实上，当时，这4个字的含义并不止这些，他的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公而忘私、艰苦朴素都是值得称赞的道德品质，而他更是一位把国家利益视为最高利益的人。
另一位“学习式榜样”是石油工人王进喜。他在1958年领导钻井队创造了月进尺5000米的全国纪录，成为中国中型钻机最高标杆单位。“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如今，很多中年人还会时常唱上几句这颇具时代特色的歌词。
同样地，对中年人而言，“保尔·柯察金”也是一份抹不去的情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名言曾经被反复使用。自1942年被介绍到中国后，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掀起了一阵热潮。保尔手握铁锨、头戴布琼尼军帽、大衣被风吹起的形象被无数年轻人狂爱；保尔坚强的意志，甚至他与冬尼娅小布尔乔亚式的恋情也成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渴求的时尚。
70年代精神解放
标志偶像：陈景润、邓丽君
上世纪70年代末是一个孕育着变化的时期。“文革”过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都处于百业凋敝的境地。在此情况下，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陈景润成为国人振兴民族愿望的投射对象，一篇名为《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更是激发了国人对科学的无比热情。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新鲜面孔是来自中国台湾的邓丽君。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她的歌都被斥为“靡靡之音”，然而，这种斥责丝毫并没有影响人们对她的崇拜——年轻人不但传唱着邓丽君的歌，还追随着她的卷发以及鲜艳的衣裙。算起来，邓丽君是大陆第一个完全来自民间的、非官方确立的娱乐偶像。
80年代奋斗不息
标志偶像：中国女排、张海迪等
上世纪80年代的偶像可以清晰地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传统的社会道德楷模，比如身残志坚的“中国保尔”张海迪、救火英雄赖宁；另一类偶像则是在各行各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成功人士。在体育界，中国女排以“五连冠”为中国人找回了自信和骄傲，成为万众仰慕的焦点；在文学界，顾城、北岛、舒婷等诗人成为无数文学青年心目中的英雄。同时，来自港台的金庸、三毛、琼瑶也在内地拥有了一大批“粉丝”。
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偶像”概念更加宽泛：它越出了传统学习型偶像的范围，增加了爱慕型的偶像，让国人形成了早期的明星崇拜。港台娱乐明星正是在这一时期大量涌入内地——1983年香港无线的《射雕英雄传》让国人记住了那个惟妙惟肖的黄蓉——翁美玲；一部《上海滩》奠定了周润发的天王地位……港台歌星则有BEYOND、张雨生、费翔以及以一曲《我的中国心》传唱大江南北的张明敏等。
如果说，过去的英雄人物是生产型偶像，那么，这一时期出现的则是消费型偶像——娱乐明星。从那时起，偶像已经走向多元化，他（她）的作用不再像昔日那样一呼百应，全民崇拜。
90年代娱乐至死
标志偶像：罗大佑、崔健、周星驰、王朔等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下，社会文化的叛逆者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对象，罗大佑和崔健以“愤怒青年”的形象出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颠覆传统与精英主义、消解一切深度和意义的“无厘头”时代。在这个时代，周星驰和王朔成为英雄，他们那嘲弄一切正经事物、调侃一切权威和正统的游戏态度让无数年轻人如痴如醉。
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之后，世俗化、大众化的文化消费形式大肆流行。张国荣、王菲及四大天王等来自港台的演艺明星通过各种途径占据了青少年的眼球和感官，娱乐之风盛行。
与此同样，在实用主义泛滥的上世纪90年代，对成功、财富的向往让比尔·盖茨等一大批成就卓然的企业家第一次堂而皇之地成为时代新偶像。
21世纪后偶像时代
标志偶像：……
进入21世纪，偶像多元化的趋势日益突出，除了娱乐明星，运动员、企业家等等也拥有了大批“粉丝”……值得玩味的是，如今，以身边的普通人作为偶像的现象屡见不鲜，“草根偶像”层出不穷，更有不少人坚持以自己作为偶像。
不管怎样，偶像越来越多，但他们的生命力却越来越短，往往是“各领风骚两三年”。
本报记者 祖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