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刊》亚洲IPO的寒冬
一年前，亚洲的投资者为了在IPO中获得股份要抢着排队，但如今，香港和新加坡的资本市场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意。新媒体集团是香港今年至今唯一的进行IPO的公司，也仅仅募集到1310万美元而已。 而在2007年2月中旬时，香港市场已经完成了4个IPO，获得了5.12亿美元。新加坡的情况也差不多，这两组数字分别是2360万美元和2.83亿美元，日本的这种趋势更明显些，分别为3740万美元和6.59亿美元。
亚洲其他市场也受到了影响。根据 Thomson Financial的数据，到2月15日，整个亚洲市场有45个IPO，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是54个。今年IPO募集到的资金是84亿多美元，比去年下降了20％。
但仍然有些好消息。通常情况下，随着投资者从危险的外币市场撤出资金，新兴市场能最早在全球流动性紧缩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但是，相比2001年至2002年的垮塌，眼下的危机对亚洲的影响还没有清晰化。在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股票市场上，快速增长的国内投资依然提供了持续的流动资金。而且本地投资者仍然倾向于国外机构，一般来说，它具有较强的研究队伍和更多的投资经验。如果的确是这种情况，那么该地区的IPO市场可能仍然低迷一段时间。
《经济学人》互联网是好莱坞的救星
如果你想要知道未来的电影发行将是怎样，可以去这个网站ZML.com。它提供1700部电影可以下载到个人电脑——iPods手携式的播放装置上，或者可以刻录成DVD。它很诱人也很容易使用，网站上有每部电影的详细介绍、编辑的精选、顾客的评价以及电影剧照。而且价钱也公道，比如说《赎罪》，只要2.99美元。但是这里有个小圈套，ZML.com是个非法网站。好莱坞的电影工作室，以前一直在对付一伙来自瑞典的非法团队，如Pirate Bay。现在好莱坞对ZML.com如此专业的新来者感到惊恐。“它看起来就像是棒极了的合法网站。”一位好莱坞的制作人说。
ZML.com的存在说明了为什么好莱坞对于网络会有两种看法。一方面，互联网带来潜在的威胁：盗版者窃取电影，本属于制作商的电影成了他们的战利品。互联网的盗版比实体DVD盗版少，但是现在这个差距正在缩小。“我们现在比实体盗版更注重互联网盗版，因为控制非常的困难。”福克斯娱乐集团反盗版的负责人说。
另一方面，互联网给好莱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并没有被很快发现。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说人们需要通过网络获得电影，就像他们需要音乐、报纸、电视和广播一样。ZML.com证明了人们愿意付费在家下载那些他们需要的电影。一旦人们会根据需要买和租电影，那他们就会很容易形成习惯来越要越多。
网络已经让好莱坞感到了它的存在：因为编剧抗议网络上电影发行的利润分配，原定在今年2月24日举行的奥斯卡颁奖礼差点成了受害者。但在这个时候，好莱坞是现实世界里最遭抗议的。每年它都要把成千上万、又重又昂贵的电影胶片通过陆路交通送到电影院。直到去年左右，好莱坞才开始用0和1的数码来传送电影。DVD是以数码的格式，当然，也是压缩在塑胶盘片上。
好莱坞的迟缓有两个原因。主要的一个是好莱坞厌恶改变它的商业模式。一部分原因是好莱坞日常运作中已经存在太多的风险。“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如坐针毡地看我们的电影是否会失败，”电影制作人解释说，“作为整体我们并不鼓励在生意上冒险。”
不论何种例子，种种迹象显示，DVD 的繁荣已经走向终结----这也促使制作商减少对连锁超市低价销售的担忧并更快地转向网络。2005年和2006年，DVD的销售量开始增长放缓，2007年消费者在DVD上的花费下降了3%。行业中的一些人把他们的希望放在更逼真精致和高清晰度的影碟上——另外一种物理形式——而不是网络。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类影碟的销售量是很微小的，主要是因为HD DVD和蓝光两种格式之间的竞争。
好莱坞渴望维护它现存的生意而不是拥抱新的生意，回应了它几年前对于DVD本身的忧虑。1997年当这种新的形式将要诞生的时候，三个制作公司：帕拉蒙特、迪斯尼和20世纪福克斯都出来反对，如今被视为DVD之父的Warren Lieberfarb回忆说。他们担心以18美元一张出售DVD，将侵蚀掉他们在零售店录像带的销售，65美元一盒。现在，这三家制作公司没有任何一家为当初的那一幕感到自豪。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国的新空巢
尽管吴少秋和妻子生活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但他们感到孤独。老两口的儿子住在加拿大，女儿在法国。“我们需要有人在家里，时不时跟我们说说话。”75岁的吴说。2006年，他在湖北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称为空巢老人介绍愿被“收养”的人。一名叫芳芳的妇女“带来一束花……她叫我‘爸爸’，叫我老伴‘妈妈’。”芳芳周末帮他们做家务，陪他们聊天，很快成为他家的一员。
在中国，家庭是社会的基石，至少理论上如此。但3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挑战那些古老的纽带。越来越多的子女离开家乡，到别处找工作。这一代属于在独生子女政策下长大的第一批中国人。人口专家蔡峰说，他们“更容易被惯坏，以自我为中心”。“他们长大成人后，不太愿意赡养父母。”中国的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中国42%的家庭由一对独居的老夫妇组成。
这引发中国的年轻父母们重新思考家庭的意义。吴少秋承认他的办法并不适合所有人。另一对湖北夫妇也尝试了类似办法。建筑专家田震东和妻子在独生儿子移民加拿大后感到“孤独和失落”。他们去看他，但不适应西方生活，回国后登了题为“老年夫妇急求女儿”的广告。“我们不是找保姆，而是能跟我们住在一起直到我们老死的人”。有100人前来应征。但由于儿子反对，夫妇俩不得不放弃。
本报记者 孙彦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