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经洞摇曳的烛光下，伯希和用了整整3个星期的时间翻阅了所有写卷。他每天拆开近1000捆卷子，创下了每小时打开100捆的纪录。

　　伯希和  眼光毒辣的“中国通”

　　伯希和(1878~1945年)，法国东方学家，精通汉语。1907年10月，伯希和与他的探险团到达乌鲁木齐。他从一位故人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的确切消息，同时还从其手中看到一卷出自那里的《金刚经》写本。大喜过望的伯希和当即决定直奔敦煌。

　　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抵达敦煌千佛洞。他和探险团成员一道对所有洞窟进行了编号、测量、拍摄和抄录，他们要把洞壁上尚可辨认的题识和游人题记系统地清理、记录下来。当然，最让伯希和念念不忘的还是藏经洞中的文物。伯希和找到王圆箓，并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博得了对方的好感。面对王圆箓，伯希和使用了金钱诱惑的办法——他答应出一笔香火钱。经过20多天的交涉，王圆箓终于在1908年3月3日那天带着伯希和进入了藏经洞，并且允许他在洞中挑选。在给梵文家塞纳的信中，伯希和这样描述道：“当我置身于一个在各方向都只有约2.5米、三侧均布满了一人多高、两层或有时是三层厚的卷子的龛中时，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数量庞大的一批用绳子紧扎在两块小木板之间的藏文写经堆积在一个角落里。在其他地方，汉文和藏文字也从扎捆的一端露了出来。我解开了几捆，写本大多是残卷，或首尾残缺，或中间腰断，有时仅剩下一个标题了，但我解读出的几个时间却都早于11世纪。”边翻检，伯希和边将写卷分成两堆：一堆是最有价值的文献，他给自己订立了几条标准，即要标有年代、要是普通大藏经之外的各种文献、要是汉文之外的各种民族文字材料；另一堆则是必要时可以舍弃的写卷。

　　挑选完毕，伯希和在极秘密的情况下与王圆箓谈判。结果，在严守秘密的前提下，伯希和仅以500两银子的代价，便将藏经洞写本的菁华囊括而去，“我取走了所有那些以其时代和内容而提供了一种重要意义者，也就是近全部写本的三分之一。在这三分之一写本中，我取完了用婆罗谜文和回鹘文写成的全部写本、许多藏文写本，但主要部分还是汉文写本。对于汉学研究来说，这都是一些无法估价的财宝。当然，其中的许多写本是佛教的，但也有历史、地理、哲学、经典、纯文学、各种契约、租约及逐日所作的札记。”

　　1910年，清政府做出决定，将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但这些文物的搬运却是一个更加凶险的苦难之旅。

　　清廷官员  监守自盗成风

　　 运载经卷的大车到达敦煌县城后，押送的人将车子停在官衙门外。当大家在室内大吃大喝时，门外的人却从大车上抽取经卷。押送的人对门外发生的一切坐视不问。

　　对敦煌卷子有兴趣有盗窃机会的人都是当地的上层人士。敦煌卷子一时成为抢手货，人们无不以得到敦煌写经为快慰。

　　当甘肃解送入京的敦煌残卷抵达北京后，载经的大车不是押进学部大院，而是进了何彦升（押运官）之子何震彝的宅第。何震彝叫来其岳父——藏书大家李盛铎以及李的亲家刘延琛、方尔谦等，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挑选，选出的精品收入自家书房。当初陕甘总督在接到北京的指示以后，曾把一箱藏经作为样品送往北京，同时附上了一份清单，这份清单中没有详细的目录，只有一个大概的总数。北京学部只掌握经卷的总数量，而没有经卷的具体名称及行款字数，因而这些人就在取走一些精品后，将一卷撕成二份、三份，以符合上报清册的数量。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以及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