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劫难
1900年5月26日，敦煌莫高窟，三清宫道士王圆箓依旧早起，他和帮手们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一个藏匿近千年的洞穴（藏经洞）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文化程度不高的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也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1902年，在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拉乔斯·洛克奇热烈地描述着1879年塞琴尼伯爵探险队到达敦煌莫高窟的情景。此时，斯坦因正坐在台下，一副着迷、神往的表情。
斯坦因 学者面具下的窃贼
在藏经洞被发现后，尚有“组织观念”的王圆箓曾经多次上报官府。然而，即便在翰林院编修、甘肃学政叶昌炽的眼中，王圆箓带去的佛像、经卷也不过是收藏品而已。显然，这些中国官员的见识远不及一个名叫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的英国人。
斯坦因（1862~1943年），一位近乎疯狂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为了事业，他终身未娶，甚至在考察中被冻掉脚趾也无怨言。年轻时的斯坦因视亚历山大大帝为偶像，这使他迷恋历史，继而专攻东方学。
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第一次来到敦煌。掌管藏经洞的王圆箓正外出化缘，但斯坦因还是从一个小道士手里看到了一份“美丽的、保存得十分完好的经卷”，这让他欣喜若狂。在等待王圆箓归来的日子里，斯坦因又去考察和发掘了敦煌附近的汉代遗址。5月24日，他再一次来到莫高窟。
对于这次考察，斯坦因花了不少心思。首先，他说服英国外务部门为自己加了顶模糊不清的“总理教育大臣”头衔，从而为考察打上了浓重的官方色彩；其次，他雇用了可做翻译的中国师爷蒋孝琬。在7年前考察新疆时，斯坦因曾因自己对汉语的一无所知而“悔恨不已”；最后，他找到了与中国人进行沟通的话题——玄奘西游，“在与中国官员会谈中，大谈玄奘的行记《大唐西域记》看来很有用处，所有有文化的中国官员似乎都读过或听说过这位著名的中国取经人的传奇故事。”除此之外，一到敦煌，斯坦因就迅速走访了县令和驻军最高指挥，他不无得意地说：“很幸运，能与这两位要人关系融洽。”
事情的发展验证了斯坦因的老谋深算——他的学者身份及对雇工的慷慨报酬赢得了敦煌民众和县令汪宗瀚的赞誉；他的助手蒋师爷尽心地为如何对付藏经洞的看管人王圆箓出谋划策，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1907年6月13日，斯坦因带着他的“战果”离开了敦煌。在归途中勘测昆仑山高处的一条冰川时，他被严重冻伤，不得不切掉了右脚脚趾。斯坦因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但倘若对照他的收获，这代价又可以忽略不计。当成箱的经卷和画卷被堆放在英国博物馆时，英国为之震动，欧洲为之震动，世界为之震动。斯坦因得到了他渴望的一切：英国女皇授予他“印度王国武士勋位”；英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发现者金质奖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赠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比利时科学院选举他为名誉院士……
蒋孝琬为人精明，加上长期在衙门任职，故对人情世故、官场窍门精熟于心。斯坦因每到一地拜访当地官员，都由蒋孝琬作为主要调节人。
蒋孝琬 中国师爷的“热心肠”
老实说，今人对蒋孝琬的了解大都来自斯坦因的记录：蒋孝琬（？～1922年），湖南人，或称“蒋资生”，俗称“蒋师爷”。看照片，蒋孝琬是个面容佼好的文化人。光绪15年（1889年）后，蒋孝琬一直在新疆莎车衙门任职。按照斯坦因的说法，蒋孝琬身体状况很好，思维敏捷，能言善辩，文化素质较高，古文功底相当不错，对古物与考古有兴趣，见长于古物鉴赏。
经由英国政府驻疏勒（今喀什）代表马继业介绍，蒋孝琬以助手、汉语教师的身份与斯坦因同赴敦煌。据说，斯坦因对蒋孝琬尊敬有加。事实上，在这次考察过程中，蒋孝琬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斯坦因不懂中文，处理庶务、疏通关系等工作几乎都由他来负责。
对斯坦因而言，与王圆箓打交道的过程并不顺畅——因为王圆箓的疑虑，因为官府“检点经卷，就地保存”的指令，也因为自己的西方脸孔。此时，蒋孝琬的作用显现了。有说法认为，王圆箓之所以最终答应斯坦因的要求，是因为对方与自己有相同的“玄奘情结”。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蒋孝琬以自己曾在官府做事的经历向王圆箓施压，并做出了某种承诺。
从斯坦因挑走的都是有明确记年的经卷来看，蒋孝琬定然熟读中国历史，但为何就是这样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会协助外国人窃取敦煌文物？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首先，蒋孝琬对文物、古董颇为喜爱，斯坦因的活动恰好满足了他的欲望；其次，斯坦因没有亏待这位得力助手——他每月支付50两银子作为报酬，而高工资也让蒋孝琬对斯坦因死心塌地；最后，斯坦因所持的由清政府颁发的护照让蒋孝琬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大人物。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斯坦因曾对蒋孝琬做出某种重要的承诺。
1913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进入新疆，蒋孝琬因病未能陪同，他推荐了一李姓师爷与斯坦因同行。
光绪三十四年，蒋孝琬受聘为英国政府驻疏勒总领事馆中文译员。1915年，斯坦因携570余卷敦煌写本回到疏勒，蒋孝琬为之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