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数据表明，我国第六大沙漠库姆塔格，正以每年1米至4米的速度整体向东扩展，逼近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倘若不是这条新闻，又有多少国人会记起敦煌，会记起今年是敦煌文物流散100年？”陈国灿沉迷敦煌多年，在他看来，自1907年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带走了29大箱文物开始，对于敦煌的抢救性研究就已经开始了，“红学、甲骨文学和敦煌学并称为中国现今的三大显学，但绝大多数国人对于敦煌学的认识也就停留在佛像、沙漠这样的层面上，且不愿深究，可以说流失和无知是所谓国学的最大创口。”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编审徐文堪教授珍藏着一封信，是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在圣彼得堡第一次见到俄藏敦煌抄本后写的，收信人是徐教授的父亲、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学者徐森玉先生。“那时正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因此身为文化部副部长和著名学者的郑振铎才得以成为中国大陆最早看到俄藏敦煌抄本实物的人之一。”在徐文堪记忆的信件内容里，郑振铎看到俄藏敦煌抄本实物的兴奋心情几乎不亚于斯坦因、鄂登堡等人当年站在敦煌石窟前的心情，“整整看了5个小时，足不停步，而不觉得累，实在太兴奋了。”郑振铎当年前往苏联主要去了两个地方：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一天看了四五百卷，基本上是苏联工作人员随便准备出来的，但其中已有惊人的发现，像《庄子》一卷（渔父篇），《文选》一卷（谢灵运诗两首，张茂先诗一首），《孝经》两卷，《论语》子路第三十一卷，《左传》二残卷，《老子》第七十一章到第八十章一卷……”最后，郑振铎感叹，“此行诚不虚也”。

　　郑振铎描述的敦煌和当今多数人记忆中的敦煌大有不同，在当下广泛的认知里，与敦煌相关联的大多只有沙漠、石窟和佛教造像，也有不少知道所谓“敦煌遗书”的，但多是认为“遗书”尽是佛经。“事实往往就是这样，人们往往愿意听听故事，或是看看风景，但故事和风景背后的东西就少有人愿意追问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者王冀青坦言在“敦煌遗书”里佛经抄本的比例的确超过了九成，但就是余下的一成非佛经部分，就足以让所谓国学固本清流，“中国传世的大多数文献都是宋元以后的版本，大量是明清和民国版本。新疆阿斯塔那魏晋墓地出土文献，是东晋、北凉到北魏的写本，公元4世纪的写本，比宋元本要早800~1000年。而敦煌藏经洞文献，最早是北凉时期，最晚是宋代咸平五年，要比通常所说道善本图书早得多。文献内容上有不少现在已经死亡的文字，比如佉卢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等；汉文资料部分也有大量的珍本、孤本，包括社会经济军事文书和变文等特有的文献；藏文文献则是西藏‘前弘期’即公元838年朗达玛灭佛以前的文献。可以说，任何触及到上述资料的学科，如果没有引用到这些材料，都必须重写。比如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史、文学史、美术史、地志史、医学史、书志史、天文史、星象学等等。”

　　王国维把殷墟甲骨文、汉简、清内阁大库档案及敦煌藏经洞唐人文书视为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四大发现。但在这些历史文献被发现的时候，中国学人们大多反应迟钝，不知其对于历史学的价值。最早收藏甲骨的人，只知秘藏从未想到刊布于世以供研究，正如诸多敦煌经卷佛像只是收藏品一样；清内阁大档刚被翻出来时，险些被焚毁，罗振玉听说后把它弄到学部保存，辛亥革命后移到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缺，其中3/4档案被卖了废纸，又是罗振玉在街市看到被贩卖的档案后，追到纸场用3倍的价钱才买回来。王国维曾说：对这些神物“举世莫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收集一二供秘玩，斯已耳”。

　　这就是国人初对于敦煌的态度，但现在就连拥有这样态度的机会都少有了。从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发现敦煌藏经洞，到1907年斯坦因来到藏经洞，7年中已经有经卷通过王圆箓散落到地方官绅手中。而从1907年到1928年，42支来到中国的外国考察队都几乎没有受任何限制地从藏经洞带走过文物。据《敦煌史话》记录，敦煌文物中国现存2万件，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总数大约为5万件，主要流散到英国、法国、俄国、日本以及美国、丹麦、德国等。但“敦煌遗书”的精确数量到底有多少，各种注录也都是各说各话，原因之一是因为藏品的原有秩序被打乱，如经卷与包裹经卷的帙被无知地分离；原因之二是其流散的途径头绪杂乱，尤其是为了掩盖减少了的数量而把文物拆分几份以充数。但按照斯坦因所著《中国探险手记》的说法，敦煌藏经洞的收藏的确是浩如烟海的，“在这个面积仅有9平方英尺，阴暗闷热的洞窟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的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整整花了7天时间，才把这批文物中的一小部分搬运到探险队雇用的马车上。”其数量之大，可见一斑。

　　但，即使是余下的“敦煌遗书”，也是命运多舛。罗振玉在《鸣沙山石室遗书序》中悲伤地承认，这些敦煌文献“比至运京，复经盗窃，颇留都市，其佳者或挟持以要高价，或藏匿不以示人”。而至今，中国敦煌学的研究者们在做工作时，相当多的资料还是要依靠来自英、法、俄、日同行的照片或影印件，其效果、效率可以想见。正如陈寅恪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遗书”不存，就连不好带走的壁画和造像也是日渐凋零了，这里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比如上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因为洞窟中的壁画有很多是多层壁画，绘制于不同年代，而张大千崇拜北魏隋唐风格，为了临摹，他不知轻重地剥离了西夏、宋元的外层壁画。由于张大千根本不具备现代知识概念和相应的能力，经他剥离的外层壁画完全被破坏，他的愚昧与王圆箓虽有不同，但性质无异。当时北京大学教授向达正在此地考察，愤怒之至，“张大千氏以一江湖画家，盘踞此间……做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尤其令人愤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终于，向达的呼吁逐渐化成舆论，到1943年5月，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几乎是被赶走的。只是，为时已晚。

　　刚刚割开了一个伤口，紧接着又割开了一个，然后是接二连三的盐撒在上面，最可悲的是还没人喊痛。围绕着一部《红楼梦》，“百家讲坛”上轰轰烈烈，可敦煌呢？国学大师心中的国学之脉呢？不能说如今的敦煌已失魂魄，但倘若留下的只有地标符号，久被忽略的国学创口便再难以愈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