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莫高窟，怎么也避不开王圆箓这个人——在余秋雨的《道士塔》中，他被定为“敦煌石窟的罪人”、民族悲剧中“错步向前的小丑”。而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美丽的敦煌》则认为他“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

　　如果没有藏经洞，终其一生，王圆箓都只是一个平凡的道士。但藏经洞因王圆箓而被发现，祸兮？福兮？

　　王道士的惊天发现

　　 1900年5月26日，王圆箓和雇来的帮手清理着第16号窟中的积沙。随着沙堆的降低，他们逐步进入洞窟前室与主室之间的甬道。这时，一位姓杨的抄经发现北部甬道墙壁上有一道裂缝透出光亮，他报告王圆箓：“破壁，有一小洞。”这便是轰动世界的藏经洞。

　　当然，这只是关于发现藏经洞的一种描述，此外还有三个版本。其一，当王圆箓引河水疏通洞中的积沙时，“沙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此说法见于徒弟为王圆箓所立的塔碑。不过，到过藏经洞的人都知道，在洞窟里“以水冲沙”似乎很难操作；其二，在清沙时，“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此说法见于以王圆箓名义上报催要经款的《催募经款草册》。但从气象学的角度讲，在年降雨量不到30毫米的敦煌地区，清晨“天炮响震”，又正好震出个藏经洞的几率几乎为零；第三种说法则见于常书鸿先生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王圆箓在引水冲沙时，无意中把水冲进了16窟甬道中，使甬道北壁秘室封墙处裂开了一道缝隙。王圆箓用芨芨草从缝中插进去试探，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他打开破壁，发现了现编号第17窟的秘密小板门。打开板门，看到了从地面一直堆到洞顶的一卷卷粗布包扎的包裹。”

　　“王道士先是请来了敦煌本地的绅耆，大家面对这许多古物同样是惊讶万分、不知所措。最后，大家的意见统一了，认为这是先人佛教功德物品，应该妥善保存在原地。”按照这种说法，请教绅耆是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做出的第一个社会行动。紧接着，他将这个重大发现上报官府。王圆箓是个不通文墨的人，他不清楚洞内写卷的价值，但却知道古书总是值钱的。于是，他选了几件精美的写卷和绢画送给县令严泽。应该说，此时，尚不能用“利欲熏心”来形容王道士，他的行动更多地是出于“邀功请赏”的心态。可惜，严泽将这些东西当作发黄了的废纸。

　　1902年3月，新任敦煌县县令汪宗瀚一到任，王圆箓就送去了经卷和绢画，他希望得到一笔保护费用。汪宗瀚这位光绪16年（1890）的进士一眼便看出经卷的不凡之处，他立即带人视察了莫高窟。这一次，王圆箓以为遇到了救星。未承想，汪宗瀚拿着挑好的经卷走了，只留下一句：“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心有不甘的王圆箓又带着经卷赴酒泉叩见肃州道台廷栋。结果，在从书法的角度鉴赏一番后，廷栋得出这样的结论：经卷上的书法远不如自己写得好。

　　1903年初，“长于金石、版本、校勘之学”的甘肃学台叶昌炽收到了汪宗瀚寄来的莫高窟石碑拓片和藏经洞佛像、写经。他判明此乃唐物，并将自己的考证、记录写入著作《语石》中。据说，叶昌炽建议将文物运到兰州保管，但因为缺少5000两银子的运费，此事只得作罢。又过了一年，甘肃省府下令敦煌县衙“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至于经费、措施、法令等等，则只字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