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北部一个只有两千余人的小岛上，诗人谢烨倒卧在岛上的一条小径上，她死了，杀她的人是他的丈夫——顾城，在杀妻之后，顾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这是一条当时轰动世界文化界的八卦新闻，多数评论此事者都在痛心故事的结局，“诗人一般都是敏感脆弱的，这就是悲剧的原因”。与其说人们宽恕了顾城，倒不如说是大家在怀念逝去的才华。若干年的当下，郭敬明等新一代作家火线加入中国作协，阵分两派，八卦再起，“倘若连抄袭者都能成为一家的话，作协便更没有希望了。”与其说人们不放过郭敬明，倒不如说是大家在怀念不再的才华。不曾间断的八卦，映出的却是日渐才尽的文化江湖。

　　当年追读顾城的人如今会喜欢郭敬明吗？陆锦是兼顾两者的人之一，“读顾城的诗我会哭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何时想起来，何时会感动。看《梦里花落知多少》的时候，我也哭了，但却无力去反思。这两者有着本质上的不一样，一种是由里而外的，另一种是从外及里的。就好比是鲁迅和琼瑶，读的时候都会感动，前者是来自鞭挞的共鸣，而后者只是戳到了你的泪腺敏感处。”在顾城自缢后，陆锦在她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诗人，况且是个伟大的诗人。诗人一般都是敏感脆弱的，他们希望有一片安静的土地，有一种平和自由的生活，没有欺诈，永远都保持孩童般的纯真心灵，可是有这样的一块土地吗？所以也就注定他们的内心会永远地压抑。故事其实在一开始就错了，因为谢烨爱上了一个诗人，一个霸道，忧伤，想占有她一切的诗人，一生一世，却可以原谅自己错误的人。顾城本该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城堡里，不幸的是，谢烨因为好奇走进了城堡，从此便走不出来了。”当年的陆锦原谅了顾城，只是因为顾城为她营造了一个只属于她的梦，“听说郭敬明的作品是抄袭庄羽的时候，说真的，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对于我来说，类似这样的大众言情类作品谁是原创并不重要，在我看来，告来告去为的就是那点儿可怜的名气和实惠的版税罢了。”至于所谓郭敬明进入作协的争论，陆锦更认为八卦的立意原本就是荒唐的，“现在的所谓作协有谁，谁能知道？一次廉价的炒作罢了。”

　　年轻卖字力量的兴起是浩浩荡荡的天下大势，中国作协自然也希望借助这样的力量使自己获得新的活力。不过很显然，有些问题，恐怕不是引进一些新生力量能解决的。近10年的时间，中国新出现过多少让人读得下去的书，或是诗，恐怕掰掰手指就能数得过来，但与之相反的事实是，无数作家站起来了，而且是以“新富”的姿态。

　　“如今这个市场对书的需求量其实很大，只是认字的不多，会写字的就更少了。于是出书的门槛越降越低，书的销量与影响不再靠它的质量，而是看作者穿的多少以及出版社的炒作力度，于是很多人就从所谓博客走了出来，没内容叫散文，不成句的叫诗歌，一个笑话就能编成小说……写的不好就号称‘叛逆’，卖不出去就鼓吹‘80后’，甚至某些捣鼓房产的、在演艺圈卖身的人也开始打起了图书的主意，所谓隐私竟也能在文化的江湖掀起轩然大波。”唐英原本是个写字的，后来想当个文学批评者，而现在他的身份是书商，在他眼里如今的文化圈里真正有文化的已经不多了，中国文化界出产最多的不是文化，而是八卦，而且与过去的文人八卦不同，当下的所谓文化八卦充斥着一种毫无文人气的浮躁气，“社会流传的一句话早已道出了事情的根本‘如今最容易用金钱摆平的也就两种人：一是妓女，二是文人。’”

　　有感情有感觉的文人越来越少，他们中的多数已经沦为金钱的奴隶，仅存的一点良知也会在金钱和利益的面前不堪一击。“很多所谓作家总是热衷于被采访、被报道，搞得自己就像个演员。”用文学评论家朱大可的话说，“造成如今中国文化领域‘江郎才尽’的局面，不是中国人没才了，而是怕没钱。”

　　赵丽华在网络上发表口水诗，作协换个主席搞得像是选秀……如今的张艺谋还能让人想起曾经的《一个和八个》吗？名利使然，诱惑使然。

　　当炒作代替口碑时，关于文化的一切都已行将结束了。

　　当然，相当的所谓文化人不会同意类似的观点，他们把自己捧得极为清高，动辄依旧搞些东西就称之为行为艺术，想让人崇拜。比如姜文炫耀的《太阳照常升起》。一千万美金，大腕云集，姜文用高音喇叭拼命证明着自己的文化内涵。有路过的群众不知趣地问：看不懂咋办？姜老师豪迈地把大手一挥，道：你再看一遍！夕阳下，姜大叔的侧影依然英俊挺拔，带着三分浑不吝，活像1965年版的夕阳武士，不过手里拿的是双管猎枪。没有子弹。

本报记者　王立成